每当这是个时候,
黑云漫上山边,
向山下的居民淹去。

大自然的力量,
不是蚁民可以度量,
除了逆来顺受别无他法。

等等,
像所有曾在历史中,
发光的时刻般展现。

在倒下之前,
已看不到结果。

– – 回车键现代诗

昨晚花了三个小时来回去到CCK买回一只镜头内有雾的Sigma (PentaxMount) 28-300mm APO DG MACRO。卖主是个斯里兰卡仁兄,发现对照片没有什么影响,以之前网上商谈好的价钱80块成交,主要是想试试这个区段是否适合我的偏好,不过,这个区段却也是太宽了点。那个70-200mm的手动头一来太重,二来不是自动,因此想换这个去槟城扫扫街,看看效果如何。根据“随头附送”的单据,这个适马28-300mm是2007年底在B&H购买快递至斯里兰卡的,当时的价钱是美金279块。还没有在白天试用,对着日光管ISO100拍它旁边的天花板花纹,解析度不错。

看到推上一个消息,胡戈别骗了,他曾为圆环套圆环娱乐公司的创办人,也会被人套住了?无奇不有呀。看来,那种在大街上跟你说话就被迷倒的传言也不可不信。至于警察那套说辞,完全就是不作为吗,看了那么多24的科技战,中国至少长城防火墙可以比拟。周四去同事家公的灵堂送铂金,以前送铂金真的是送铂金,渐渐变成现在的送现钱。另外也知道四川的人过世后,马上送去火化,不向广东这边要先放置在灵堂上,让人瞻仰几天后才火葬。这个几天好像也是有讲究,一般有5天或7天,在新这样天气炎热的地方,也是个挑战。回来时,老板去公司的神庙前那神树上折了树枝告知要用它来洗脸和洗澡,将所谓的晦气冲掉。有关阴阳相通的传闻还有东北线的Woodleigh MRT Station,它自建成后就没有使用过,据说有人在摄像头的录像里面看到在没有乘客的时段有很多“人”在等待地铁。不过,根据SBS公司的通告,则是该地区的乘客量少,所以要等到2011年附近新的国际学校建成后才开始通车。传闻也是有根据的,那附近之所以是处于“未开发”地区则是靠近Bidadari Cemetery(比达达利坟场)。

上次去Richard家时在地铁站上偶遇KLYH,下午下班后跟他在四美地铁站旁的Burger King坐了半个小时,他利用准备好的几页调查问卷将我的“经济状况”过了一遍。其实,我这样的客户对他而言是没多大用处的,因为现金流可以看到就那么一点点,每个月的零花钱还需要一分为二。居于他那么有耐心不停预约,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定了这次见面。话题不外乎遇到意外如何减低最低伤害,如何保持在任何情况下维持生活质量。他不单单卖人寿保险,车险、火险、房屋险等等都有代理,之前学的是电脑通信管理类专业,如何转入保险行业则不得而知。对我而言,没有现金库又或者没有可预测的收入,那么谈这些似乎杞人忧天。

下面的图片是Richard在苏格兰附近一个岛上拍的海雀照片,粗略一看以为是企鹅,没有想到企鹅其实只有南极才有,各地的动物园不算自然风景。他的兴趣爱好以及深入程度,连望其项背都不能形容那种差距感和感叹号。当初在集邮展上碰到他,以为那只是他的业余爱好。通过这个链接,他在所属的Malaya Study Group获得的成就不能只是用成员来定义。

Guillemots by Richard Hale
photo by Mr. Richard Hale

好久没有更新“大浪淘沙”下面的日志,所以一定要推荐这篇洋溢着真诚的文章,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讲述。

達賴喇嘛:邂逅科學

對一個充滿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來說,
懷錶、放映機和汽車,是科技文明的標誌,充滿了美好的想像。
我記得很清楚,自己常把玩這些東西而虛擲光陰,
比起讀書或背誦來,可帶勁多了。

我生長在單純的農家,家裡用牛來耕田,等大麥收成之後,再用牛來打麥去殼。在我早年的生活裡,稱得上是科技的東西,大概只有來福槍了。那是偶然會碰到的,來自英屬印度、俄國或中國的流浪軍人手裡的武器。

六歲時,我被認定為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給帶到西藏首都拉薩,登基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開始接受全面的佛學教育。我有位專屬的導師,每天指導我閱讀和寫作,教我基本的佛理、背誦經典和熟習宗教儀式。我還有幾個「伴讀」,或應該說是哲學助理,主要任務是和我辯論一些佛學議題。

除此之外,我還必須出席非常冗長的祈禱和法會,也常常閉關靜坐冥想。我常和導師一起閉關,修學禪定,每天靜坐冥想四次,每次兩小時。在西藏傳統,這是典型的訓練高階喇嘛方式。我沒有受過任何數學、地理、化學、生物或物理學的訓練,我當時甚至不知道有這些知識存在。

布達拉宮是我冬天的正式居所。這是一座巨型的建築物,雄據整面山坡,據說有一千多個房間,可惜我從來沒有親自數過。童年,我的閒暇時間都耗在探索這裡的每個房間上。這活動好比長期的尋寶,房間裡有各種各樣有趣的東西,主要都是歷代達賴喇嘛的私人物品,特別是我前一任的文物,保存得好好的。

布達拉宮裡,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佛塔,裡面收藏有歷代達賴喇嘛的遺物,甚至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紀的五世達賴喇嘛。他雄才偉略,把布達拉宮擴建成今日的面貌。

在各種各樣奇怪的珍寶之中,我發現一些機械物品,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其中有一具可以伸縮的銅製望遠鏡,裝在三角架上;另有個手搖的機械式計時器,上面裝了一顆可轉動的地球,標示著世界各地不同的時區。還有大量英文版的藏書,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故事。

這些東西,很多都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朋友貝爾爵士(Sir Charles Bell)贈送的禮物。貝爾是個會說藏語的英國官員,派駐在錫金。一九一○年,中國清朝的末代皇帝威脅要派兵侵入西藏時,十三世達賴喇嘛跑到英屬印度去避難,接待他的東道主正是貝爾爵士。很有意思的是,逃難到印度與發現科學,是我前任的法王遺贈給我的寶貴資產。

後來我發現,對十三世達賴喇嘛來說,印度之旅令他耳目一新,眼界大開,使他瞭解西藏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必須重整。回到拉薩之後,他就引入了電報,設立郵政系統,還建立一座小型發電廠,讓西藏有了電燈。同時他蓋了一家造幣廠,鑄造西藏通用的錢幣,並印製紙幣。他瞭解現代化入世教育的重要,挑選出一批西藏兒童到英格蘭中部若格比(Rugby)的小學去接受現代教育。十三世達賴喇嘛臨終時留下很重要的遺囑,預言了日後會發生的政治悲劇。可惜繼任的政府並不全然瞭解遺囑的內容,也沒有多留意。(十三世達賴喇嘛於一九三三年過世,本書作者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於一九四○年才正式陞座。)

十三世達賴喇嘛得到的機械製品中,最有趣的是一只懷錶、一台電影放映機以及三輛汽車。這批汽車裡,有兩輛是一九二七年出廠的迷你奧斯汀,另一輛是一九三一年份的道奇。當時沒有道路可以讓汽車穿越喜馬拉雅山,西藏境內也沒有汽車可走的路。因此,這些車子可說是一堆廢鐵,出了拉薩,它們就無路可走了。究竟這些車子是怎麼弄進來的呢?原來它們在印度分解,由腳夫和騾子、驢子揹過喜馬拉雅山,進了拉薩再組裝回去。有很長一段時間,它們是西藏全境僅有的三輛汽車。

對一個充滿好奇心又精力充沛的小孩來說,這些工藝製品、懷錶、放映機和汽車,是科技文明的標誌,充滿了美好的想像。我記得很清楚,自己常把玩這些東西而虛擲光陰,比起讀書或背誦來,可帶勁多了。今天,我認為這些充其量不過是玩具而已,但在當時,它們代表了一個由不同的經驗和知識構成的新世界,是我不曾接觸過的。這個世界的存在,對我充滿了誘惑。就某方面來說,這本書就好比是我發現這個奇妙世界的歷程,也是此一奇妙世界所提供的美好事物。

望遠鏡對我並不構成困擾。它的功能非常明顯,因此不久之後,我就用它來觀察拉薩市街的喧鬧,尤其是市集。我對於和我相同年紀的兒童,總有點羨慕,他們可以在街上任意遊蕩,我卻必須關在布達拉宮,辛苦讀書。

後來,我又用望遠鏡觀察布達拉宮的夜空。在西藏這種光害極少的地方,高度又這麼高,夜空之下,星光燦爛耀眼。我常常問隨員,星星和星座的名稱。

我也知道懷錶是幹什麼用的,但對它的運作原理卻覺得非常疑惑。我困惑了好一陣子,最後受好奇心的驅使,決定打開它的外殼來看看。不久,我就把整個懷錶完全拆開;而真正的挑戰是要能把它組裝回去,還能走得好好的。這件事後來變成我終生的嗜好,我總是喜歡把機械設備拿來拆拆裝裝的,玩個不休。我拆錶與裝錶的技術相當好,可不輸熟練的鐘錶匠,在拉薩少數幾個擁有鐘錶的人當中,算是小有名氣的。

後來在印度,我有個咕咕鐘,運氣就沒那麼好了。這個咕咕鐘被我的貓咪攻擊,損壞嚴重,我修不好,從此就報廢了。等到用電池驅動的石英錶開始流行,我拆錶的興趣就消失了,因為石英錶裡面根本沒什麼機件。

至於想弄清楚十三世達賴喇嘛那兩架手搖的電影放映機,是怎麼操作的,可就不那麼容易了。曲曲折折的,得花費了老大一番手腳。我有個隨員,是中國的僧侶,負責研究出怎麼使用電影放映機。我要求他設法修好機械,好來放映我們手邊少數的幾捲十六厘米的影片。但他就是修不好,因為放映機的電源供應器壞了。大約此時,我想是一九四五年吧,有兩個奧地利人哈里爾(Heinrich Harrer)和奧福史耐特(Peter Aufschnaiter),由北印度的英軍戰俘營逃出來,越過喜馬拉雅山,抵達拉薩。哈里爾變成我的朋友。在我的請托下,他把電影放映機給修好了。我們沒多少影片可放,但從印度可以得到一些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新聞影片,當然這些影片都是以同盟國的觀點來報導的。另外,我有捲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的影片,和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主演的「享利五世」(Henry V),這是根據莎士比亞名劇改編的電影。另外,還有幾部笑匠卓別林(Charlie Chaplin)主演的默片。

我對科學的著迷,是從工藝開始的。但是說實在,我當時並不知道兩者有什麼區別。碰到哈里爾,他比任何我在拉薩認識的人都懂機械。他把布達拉宮裡的一些機械製品都弄得妥妥貼貼,我認為他的專業非常深奧,一定是個懂科學的專家。很有意思的是,在多年以後,我才發現他沒有科學的專業背景。但在當時,我認為所有的白人都擁有深厚的科學知識。

受到成功拆解手錶和修理電影放映機的鼓舞,我的野心愈來愈大,我下一個目標是想搞懂汽車的機械與原理。當時負責駕駛並保養這些汽車的人是切倫(Lhakpa Tsering),一個禿頭的傢伙,脾氣壞得出了名。他在車底下工作,如果不小心碰了頭,一定會氣得東敲西打的,然後絕對會再撞到頭。我和他有了交情後,他在修理汽車的時候才肯讓我檢查引擎,後來還教我怎麼開車。

有一天,我自個兒偷偷把一輛奧斯汀開出去現,發生了小事故,把左頭燈給撞壞了。我很怕另一位叫巴布塔西(Babu Tashi)的車輛管理員會責備我,費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可以替換的頭燈;但它是光面玻璃,而原來頭燈的玻璃卻是霧面的。我想了一陣,終於找到了法子。我在玻璃的內面塗一層糖漿,造成霧面似的外觀。我不知道巴布塔西究竟有沒有發現到這一點,就算他發現了,至少他也從未來興師問罪。

在現代科學的各領域裡,哈里爾對我幫助最大的,是世界地理。在我個人圖書室裡,有一套英文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叢書,對參戰的國家有詳細的描述與介紹,包括日本在內。

我的那些冒險行動,例如拆裝懷錶、修電影放映機和開汽車,給了我一些啟示,告訴我科學和工藝的世界可能是什麼樣子。在我十六歲成為西藏地區領導人之後,對科學的態度更加嚴肅。我在一九五四年訪問中國、一九五六年訪問印度,均留下深刻印象。當時中國的軍隊事實上已經進入西藏,我和中國政府展開長期而微妙的協商,希望達成雙方均可接受的協議。

第一次出西藏訪問,是在我快二十歲的時候。當時我到了北京,見了毛主席、周恩來和其他政府領導人。這次參訪,還去看了集體農場和主要的發電設施,如水力電廠及水壩等。這不只是我第一次看到有很多汽車和交通設施的現代化城市,也是我第一次碰到真正的科學家。

一九五六年,我到印度參加釋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週年紀念,活動主要在德里(Delhi)舉行。後來,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變成我的好友和顧問,也是我流亡時期的東道主。尼赫魯有科學頭腦,認為印度的未來在於技術和工業的發展,他對國家發展有遠大的眼光。在佛陀涅槃的紀念儀式後,我訪問了印度許多地方,包含佛陀悟道之處菩提伽耶(Bodhgaya),這是所有佛教徒朝聖的必到地點,還有很多大城市、工業區與大學。

也是這時候,我首次遇上一些想統整科學和靈性二者的靈性學家,如在馬德拉斯(Madras)的神智學派(Theosophical Society)成員。神智學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是很重要的一次靈性學家運動,他們想把人類的知識做一次整合,東方的與西方的、宗教的與科學的。它的創始人包括俄國的博拉瓦斯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和英國的貝贊特夫人(Annie Besant)。她們倆雖然是西方人,卻在印度待了很久,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在我正式出西藏訪問之前,我已經知道工藝技術只是一種科學的成果、一種科學的表現方式、一種瞭解這世界的特殊途徑;而科學本身,才是根本。但科學的本質只是一種有系統的詢問方式,透過這種詢問方式,我們可以得到很多知識,並且經由這些知識,讓我們瞭解這個世界。因此,雖然最初吸引我的是一些工藝製品,但真正深深感動我的,並不是某種特定的工業或某件機械玩具,而是科學的本質,那種有系統的提問方式。

我和某些人談論科學之後,尤其是那些學有專精的科學家,我注意到科學和佛學思想在提出問題的本質上,有些相似的地方。這些相似之處,我覺得相當明顯。就我的瞭解,科學方法是由觀察物質世界的某個現象開始的;接著出現一般性的理論,可預測某些事件的結果。如果我們用一種特定的方法處理某些現象,應該會產生怎樣的結果,接下來我們就進行實驗,看看事件的結果是否符合理論所預測的情形。實驗的結果若果真如此,而且實驗是有效而可以再現的,我們就接受那個一般性的理論,成為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實驗結果和理論的預測不符,我們就必須去修正那個理論。因為對現象的實際觀察,在科學系統裡占較重要的地位,經由實際的實驗和觀念的思考,科學就得到實質的進展。整個過程包含了觀察、推理,應用推理設計實驗,到達實際實驗的最高潮,用來證實推論所提出來的瞭解是否正確。這種科學式的實際研究,和我所接受的佛學哲學訓練與冥想練習,正好像兩條平行線,二者卻都深深的吸引著我。

雖然佛學已逐漸演變成一種以佛經和特定儀式為本體的宗教,但嚴格說起來,在佛學裡,佛經的權威性不能超過依自己的推理與經驗得到的認識。事實上,就連佛陀自己,也曾親口貶抑佛經的權威性。他告誡弟子,不要因為尊敬他,就無條件相信他說的所有事。就像一個好的金匠,在加工之前,會用嚴密的方法去測試材質的純度。佛陀告誡追隨者,要親身檢驗他說的話是否正確,利用自己的推理訓練或禪定經驗,來體會佛經上的說法。因此,在驗證某個說法是否為真時,學佛的人依循的順序,首先是親證(也就是自己的經驗),其次是辯證(經過反覆推理、思辯),最後才看佛經是怎麼說的。西藏佛學的根源,是早年印度的那爛陀寺佛學院(Nalanda school)。當時學院裡的大師都依照佛陀告誡的原旨,以嚴厲的方式來檢驗、批判佛陀教導的東西。

從某一方面來說,佛學和科學所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科學研究靠實驗,使用儀器來分析外界現象。至於佛學的冥想探索,主要是一種心靈專注的層次訓練,用的是個人經驗的內觀檢驗。而兩者都必須具備堅強的經驗基礎。如果科學指出某種東西存在或不存在(特別要注意所謂「不存在」和「沒有發現」,是兩回事),我們就把這項事實,變成知識的一部分。如果一項假設經過驗證,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接受。同樣的,佛學也必須接受事實,不管是由科學發現的,或是由自己在禪定時的內觀體驗到的,都要一視同仁。如果我們研究某些東西,發現它是事實,有證據和推理來證明它是對的,我們就必須承認它是現實的一部分。就算它和流傳幾百年的佛經,在字面上的解釋不符;或者和我們內心深處的觀點和想法有衝突,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事實的承認。因此,佛學和科學都有一種「以經驗來追求事實」的承諾,一旦發現的結果和自己長期以來所抱持的立場不同,也有放棄原先立場的勇氣。

和宗教對比,科學有項特質,就是它沒有任何權威性經典,可用來驗證一些聲稱是真理的見解。科學裡的所有真理,都必須經由實驗來顯示或經過數學證明。如果有人說:「這個想法一定是對的,因為牛頓或愛因斯坦也這樣認為。」這種陳述是不科學的。因此,對於問題的探索,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對問題的本身和可能得到的答案,都不預設立場,而且隨時準備接受任何正確的答案。這種心智上的開放態度,我認為是健康的「懷疑論」(skepticism)。這種開闊的心胸,可以讓人對新的直覺和新的發現有敏銳的反應。當它和人類「追求認識大自然」這種本性結合在一起時,將會大幅擴充人類的知識領域,把我們的視野無限延伸出去。當然,並不是所有科學家都有這種開闊的心胸,在早年的科學發展史裡,負面的案例比比皆是。

至於佛學研究的傳統,主要源自古印度。在佛陀的誕生地,出了很多佛學哲學思想家和大教育家。西藏的佛學思想,就是從古代印度傳過來的,因此我們欠印度一份很大的恩情,我們永遠認為印度是「出聖人的地方」,這是佛陀誕生的國家,也是出生一系列偉大佛學哲學思想家的地方。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塑造了佛學今日的面貌和傳統,也是藏人信仰的根源。其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勝枚舉,如西元二世紀的龍樹(Nagarjuna),西元四世紀著名的知識領袖無著(Asanga)和他的弟弟世親(Vasubandhu),偉大的倫理學教師寂天(Shantideva),以及七世紀的邏輯學大師法稱(Dharmakirti)。

我在一九五九年離開西藏,很多的西藏人民跟著我一起離開故土,我們很幸運在印度找到第二個家。流亡到印度之初,印度總統普拉薩德(Dr. Rajendra Prasad),是個法學家,也是有深厚性靈修養的人。而當時的副總統是拉達克里希南(Dr. 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後來也當了總統;他個人對哲學有深厚的涵養與熱愛,是眾所周知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在討論一個哲學問題時,拉達克里希南很自然的順口背誦出一段龍樹的詩句,是出自其經典作品《中道的基本智慧》(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我對此事印象深刻。印度自一九四七年獨立之後,一直維持著一種優良的傳統,就是國家領導人裡向來有很多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

在最初的十年間,可說是百廢待舉。我必須安置跟著我到印度來的大約八萬名西藏同胞,使他們在印度各地能安家立業。又要為年輕的藏胞開設學校,希望能保存岌岌可危的西藏文化與制度。到了一九六○年代末期,總算大致就緒,一切也慢慢上了軌道,我開始進行國際訪問。我出訪的主要目的,在於分享自己對人類基本價值重要性的瞭解、提倡各不同宗教信仰間的互信與和諧、提升西藏同胞的人權和自由。我也利用旅行的機會,和許多傑出科學家見面,討論我對科學的興趣、充實我的科學知識,同時也想更進一步瞭解科學的本質和科學方法。其實,在一九六○年代早期,就有些人到我在北印度的居所達蘭莎拉(Dharmasala)來訪問,我曾和他們討論過科學與宗教之間的某些特質。其中兩位訪問者,我的印象最為深刻,一位是特拉比斯修道會(Trappist)的修士默頓(Thomas Merton),另一位是宗教學家史密斯(Huston Smith)。默頓對佛學的興趣很深,也讓我對基督教教義的眼界大開。

我的第一位科學老師,是德國物理學家兼哲學家的馮魏柴克(Carl von Weizsacker),他是當時西德總統的兄弟,算是我最親密的科學朋友之一。馮魏柴克常常自嘲是活躍於政治的哲學教授,其實他受過嚴格的物理學家訓練。在一九三○年代,他曾擔任量子物理學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助手。我不會忘記馮魏柴克曾經說過的、一個具啟發性又人人能懂的例子,說明人應持續關切科學所造成的後果,尤其是在倫理和政治方面的。他一直在哲學上質問科學的本質,提出嚴厲的挑戰。

除了經常做長時間的非正式討論之外,我從馮魏柴克那裡,還很幸運的接受某些科學性議題的正式個別指導。我對這種教學方式相當熟悉,因為它和我一對一的傳統西藏佛學傳授方式完全一樣。不只一次,馮魏柴克和我共處兩整天,教導我有關量子物理及相關的哲學觀念。我非常感謝他慷慨貢獻出寶貴時間,而且對我超有耐心,因為我發現自己的觀念和他說的相差甚遠,常常難以理解。

馮魏柴克經常強調「經驗論」(empiricism)在科學上的重要。他說,事情的表現有兩種方式,一是現象的直接呈現,另一種是經由推理。例如,蘋果上有個黑色斑點,這是我們眼睛看得見的,就是一種現象的呈現。但是,這顆蘋果裡有蟲,就是我們由相關的斑點所做的推論,依據我們對蘋果和蟲的相關知識而來的。

佛學裡有個原則,就是驗證某個特定命題的方式,必須符合待分析主體的特性。例如,待分析的主體是可觀察世界的某項事實,包含個人經驗,那麼此命題的成立與否,就由實際的經驗來決定。因此,佛學把直接觀察的經驗法則,放在第一順位。相反的,如果命題涉及由我們經驗世界向外延伸的一般性(例如生命這種過客似的特質,以及各種現實間的交互關連特性),則必須經由某種程度的推理,用推理來決定這種命題是否成立。所以,佛學接受合理的推理方式,很像馮魏柴克描述的科學模式。

最後,由佛教徒的觀點來看,還有更深層次的現實或「實相」,是凡夫俗子這種未啟發的心智無法看清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很微妙的「業」(karma)的研究,以及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麼多物種。只有這類的命題出現時,經典才有其權威性。佛教徒會從經典裡去尋找可能的正確答案,因為佛陀親身為我們示現了追求解脫的方法,而且他也證實自在解脫的存在。雖然經驗、推理和經典的權威這三種基本驗證實相的方法,早就在佛學思想裡發展,但最後變成有系統的哲學方法論,卻是要歸功於第五世紀印度的邏輯學家陳那(Dignaga)和七世紀的法稱二人。

從這點可見,佛學和科學至少在原則上是有部分相同的。雖然科學並不承認有什麼「經典」之類的描述是具有權威性的,但對其他的兩種方法:經驗法則和邏輯推理,卻承認是重要之道。因此,這兩大學門在研究過程中所使用的方法論上,有其共通性。不過我們在日常生活裡,用來檢驗某項有關現實的陳述是否正確,習慣上用的卻是第三種方法。例如,我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麼時候,由親戚口中的描述和出生文件上的記載,我們就接受了這項「事實」。就算是最新的科學,大家也接受在具「聲望」的期刊上所發表的結果,而不必親自去重複同樣的實驗。

認識了令人尊敬的物理家波姆(David Bohm)之後,我對科學的瞭解無疑又邁進了一大步。他是我碰過的人當中,少數幾個最有智慧又心胸開闊的人。一九七九年,我二度訪問歐洲,我倆在英國首次碰面,一見如故,覺得非常投緣。後來我發現,他和我有類似的遭遇。原來他是在麥卡錫(McCarthy)的白色恐怖時代,被迫離開美國的。我們相知相惜,展開終生的友誼和相互探索。波姆指導我瞭解科學思想裡的細緻特質,特別是物理學,讓我沐浴在最好的科學觀點之中。仔細聆聽像波姆和馮魏柴克這樣物理學家的談話,我覺得自己可以體會整個論點裡的複雜性。只可惜,每當談話結束之後,這種體會也跟著慢慢消失,留存下來的不多。我和波姆長達二十年的交談,也讓我回想自己在學佛過程裡用的方法以及它質問的方式,到底和現代科學所用的方法有什麼樣的關係。

波姆對所有的人類經驗領域都抱持極為開放的態度,這點特別令我感動。他不僅對其專精的物質世界之各研究學門,莫不如此,連對所有主觀性的研究如意識的探討也是一樣。從我們的談話裡,我領略到一顆偉大的科學心智的包容性,除了能包容客觀的科學性事物之外,也隨時準備接受其他形式的觀察與直覺所得到的結果。

波姆顯示出來的特質之一,就是非常迷人的思考實驗(或想像實驗)。這基本上是一種哲學方法,卻能得到科學性的結論。簡單的說,思考實驗很像佛學裡的觀想。我們想像一些假設的情況與條件,然後在這些條件與情況之下,測試我們的假說會有什麼結果。通常,這樣得來的結果是無法反駁的。愛因斯坦在相對論裡所談的時間與空間的特性和結果,大部分都是由這種思考實驗得來的。當然,它思考的基礎主要還是當代的物理觀念與瞭解。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的雙胞胎詭論(twin paradox)。假設有對雙胞胎,一個留在地球,另一個搭太空船以接近光速的速率做太空旅行。對太空船上那一個來說,時間會慢下來,他也老得慢。多年後,當他再度回到地球,兄弟相逢時,地球上那位兄弟會明顯的老很多。要徹底瞭解這個詭論,需要極複雜的數學方程式,可惜這些數學技巧超出我的能力之外。

在我和科學打交道的過程當中,我對這種思考的分析方法特別感興趣,它和佛教徒的哲學性思考方式非常類似。在我們碰面之前,波姆其實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和印度的靈性學思想家克里希那穆提(Jiddu Krishnamurti)相處,進而有好幾次深入對談。有很多次,波姆和我共同探索客觀的科學方式與冥想練習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從佛教徒的觀點來看,由冥想練習得到的體驗,也是一種同等的經驗結果。

佛學與科學基本上,都相當強調經驗的體驗與推理,但是這兩個系統所說的推理形式以及構成經驗認識的組成要素,還是存在著細微差異。佛學談的經驗認識,定義寬鬆得多,甚至包含了靜思冥想的禪定狀態,以及我們感官所認知的部分。最近兩百年來,由於工藝技術的發展,科學已經把人類的感官能力,擴大到以前完全難以想像的地步—憑藉著顯微鏡或望遠鏡之類的儀器,科學家由肉眼就可以觀察一些非常微小或非常遙遠、巨大的東西,小如細胞或複雜的原子結構,大至數萬光年之外的星團構造。在這個感官範圍與能力極度擴張的基礎上,人類推理能力的限制也跟著往外延伸,超越了人類知識所能企及的領域。現在,追蹤在氣泡室(bubble chamber)裡遺留下來的痕跡,物理學家就知道某些構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存在,這些基本粒子甚至是一些構成中子的元素,像夸克(quark)、膠子(gluon)之類的東西。

當我還是個孩子,拿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留下來的望遠鏡到處亂看時,我有個親身體驗,知道觀察體驗對事情的推理會有強烈的影響。在西藏的民間傳說中,月亮上有隻玉兔。我相信西方的傳說應該不一樣,月亮上的陰影可能是個人而非兔子。總之,在一個滿月秋夜,月亮顯得分外清楚,我決定用自己的望遠鏡,親自來驗證兔子的說法。驚訝的是,我居然看到一些坑洞和陰影。我非常興奮,堅持要我的兩位老師也從望遠鏡裡看看月亮。我認為月亮上既然有影子,就表示月亮像地球一樣,自己並不會發光,它的亮度也是陽光造成的。老師們雖然對自己看到的景像有點困惑,但也承認月亮上的陰影的確是存在的。不久,我在科學雜誌上看到月球隕石坑洞的照片,我也注意到同樣的效果,隕石坑洞裡的一側有陰影,另一側卻沒有。我推論一定有什麼光源,把光投射在月亮上,才會造成隕石坑洞內側的部分陰影。後來我發現事情果真如想像那樣,我真的開心極了。

嚴格說來,這種推理過程既不是佛學獨有,也不是科學的專利,它只是反映出人類心智的某種基本活動,是我們自然而然用於日常生活中的。我們介紹給年輕實習僧人的基本邏輯推理訓練,就包含類似內容。舉例來說,當你看到遠方的山頭冒出一股白煙,你就可以推斷白煙的底部一定有火。而在西藏地區,這種炊煙就代表當地有人居住。我們可以想像旅人在走了一整天的路之後,又饑又渴,多麼想要找個地方歇歇腳,他看到煙,就推理有火、有人家,因此他也有可以歇歇腳、喝杯熱茶的地方了。從一個由感官直接觀察到的現象,我們就可以推論出那些隱藏在背後的東西。這種推論,在佛學和科學上都是很平常的。

我在一九七三年第一次訪問歐洲,很榮幸碰上另一位二十世紀的知名智者,就是哲學家卡爾‧巴柏(Karl Popper)。他和我一樣,也有被迫離開家園的遭遇。為了逃避納粹統治,他不得不離開祖國維也納,也因此成為批判極權主義最不遺餘力的思想家。我們發現彼此有許多共通點。我倆碰面時,巴柏已是位年過七十的長者了,眼睛仍炯炯有神,露出智慧的光芒。當我們討論到獨裁統治的問題,他表現出來的熱情,可以想見他年輕時是多麼的精力充沛、力敵萬人了。巴柏對共產勢力的崛起憂心忡忡,他覺得這種極權式的政治系統非常危險,對個人自由將是嚴峻的挑戰。我們應該盡力維持開放的社會,好讓像他這樣的人,能在裡面安心的探索有關科學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不過,我們兩人的確也討論到一些和科學方法有關的問題。

當時,我的英文能力比現在差,翻譯人員技巧也不夠好。而哲學和方法論之類的議題,不像經驗性的題目,本身需要反覆討論。因此,我從巴柏那兒獲益有限,不像從波姆或馮魏柴克身上得到那麼多的啟發,但我們依然成功的建立了友誼。因此,每次我到英格蘭,都會去和他碰個面、聊一聊。我特別記得一九八七年,在他索立(Surrey)家中喝茶的那一次。我很喜歡花和園藝,尤其是蘭花。巴柏帶著我,參觀他的花園和溫室。這一次的談話,讓我終於瞭解巴柏對科學哲學,尤其是有關科學方法的問題,有多麼巨大的影響。

巴柏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澄清了歸納法(induction)和演繹法(deduction)在科學性假說提出證明時,到底有什麼相對的角色。所謂歸納法,是我們從一系列觀察到的經驗例證裡,建構出一般性的規則。日常生活中,很多和因果關係有關的知識,都是來自歸納法。例如,在反覆觀察了多次煙和火的關係之後,我們得到一般性的結論,就是有煙的地方就有火。至於演繹,則是相反的過程。我們先有了一般性的知識,再把它應用到特定的觀察。例如,歐洲自一九九五年之後生產的汽車只能加無鉛汽油,某人知道了,又聽說朋友有輛二○○○年生產的車子,即可演繹推論說,這輛車一定是加無鉛汽油的。當然,在科學上,演繹推論的形式不會這麼簡單,一定複雜得多。歸納也是一樣。不過,比較難的還是演繹,它通常都伴隨著高等的數學。

佛學和科學在推論這塊領域裡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演繹角色的差異。科學的演繹發展,運用了很深奧、很複雜的數學技巧當作推論的工具。而佛學的演繹,就像所有其他的古典印度哲學一樣,靠的是傳統的、非常紮實的邏輯推理。依據這種推動方式,永遠無法得到超越性的結果。相較之下,使用數學技巧的科學推理就不會受到同樣的限制,而能達到很高層次的抽象境界。因此,一項立論的有效或無效,就完全由一個數學公式的正確與否來決定。由這方面來看,經由數學方式得到的一般性,比傳統的邏輯方法所得到的一般性,更能到達較高的層次。數學在這方面的應用是如此成功,難怪有人相信數學定律是絕對的,數學是大自然的本質特性,是現實的真正語言。

就我看來,科學和佛學的另一項差異,就是如何形成一個有效的假說。這方面,巴柏也有獨到的見解。他對科學問題的範圍有嚴格的界定,這就是所謂巴柏的「可證偽性」(falsifiability)。意思是說,任何科學理論裡都應該有一項範圍的界定,說自己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可能是無效的。例如「上帝創造了世界」這個理論,就永遠無法成為科學性的理論。因為它沒辦法設定一個範圍,說在此範圍之外,這個說法可能是無效的。如果我們嚴格遵守這項準則,那麼很多關於人類經驗的問題,如倫理、美學和靈性等,都將無法納入科學研究的領域。相反的,佛學探究的問題並不局限於物質性的,它也包括個人經驗的主觀世界與價值判斷。換句話說,科學處理的是我們可經驗到的事實,並不包括那些形而上的玄學或倫理道德;而佛學對這三者,都能提出關鍵性的質問。

巴柏的可證偽性和部分方法論的主要原則,引起我這個受傳統西藏佛學訓練的人很大的共鳴。我們或許可以把可證偽性說成「否定範圍的原則」(principle of the scope of negation)。這原則的重點是,「沒有發現」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情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也就是說,「不知道」和「知道它不是」完全不一樣。如果我找尋某種東西,卻一直找不到,這並不表示我找尋的東西不存在。為了調和「找不到」和「發現它不存在」這兩種結果,搜尋的方法和想要搜尋的目標之間,必須有某種關連,而且要等量齊觀。舉例來說,你在書上沒有看到蠍子,應該已足夠證明在你看的書上,蠍子並不存在。如果書上有隻蠍子,它應該會是肉眼可見的。但是,你在書頁上看不到酸性,倒不一定能證明它用的紙張是無酸的;因為紙上的酸性並非肉眼可見,是需要特殊儀器才可以度量。同樣的,十四世紀西藏哲學家宗喀巴(Tsongkhapa)就主張,推論所否定的命題和推論不能證實的命題,基本上是不同的。因此,分析無法確認的東西和分析後否定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這種方法論上的差異,可能深奧難解,但是它會讓人對於科學分析範圍的認識產生重大分歧。例如,科學沒有辦法證明上帝存在的這項事實,對於長期接受「有神論」(theism)傳統的人來說,並不等於上帝是不存在的。同樣的,科學一直無法證實某些人對再生或轉世的看法,也不表示輪迴(reincarnation)是不可能的。在科學裡,除了地球之外,一直找不到其他有生物的行星,這並不表示宇宙裡的其他地方一定沒有別的生物存在。

從一九八○年代中期起,我經常離開印度到各地訪問,碰到許多科學家和研究科學方面的哲學家,和他們進行過許多公開或非正式的會談。談話當中,有些沒什麼收穫,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次。有次在莫斯科,當時正值東西雙方冷戰最嚴重的年代。我和一些科學家討論意識問題,卻立刻被攻擊說我有靈魂不滅的宗教思想,他們誤會我在傳揚自己的宗教。在澳洲,某位科學家一開口,就充滿了敵意,說如果有人想拿宗教來對抗科學,他可以隨時接招。到了一九八七年,我和科學之間的接觸,發生了重大轉折。就在這一年,第一屆「心靈與生命」(Mind and Life)研討會,在我的住所達蘭莎拉召開。

這場研討會是由瓦里拉(Francisco Varela)和恩格(Adam Engle)籌劃的。瓦里拉是智利籍神經科學家,在巴黎受教育;而恩格是美國商人。瓦里拉和恩格跑來找我,提議找一群不同學門的科學家,就「心靈與生命」這個主題做一番不拘形式的探討。大家可以撥出一週的時間來,做開放性的、非正式的私密對話。我對這主意雀躍不已。這是很難得的機會,讓我可以學到許多科學的東西,知道科學思想最新的研究與進展。所有參加第一次大會的人是如此熱烈,以致整個活動一直延續到今天,每隔兩年,就辦一次為期一週的聚會。

我第一次碰到瓦里拉,是在奧地利的一場研討會上。同一年,我們又有機會單獨見面,很快就建立起友誼來。瓦里拉相當清瘦,戴副眼鏡,說起話來輕聲細語的。他的頭腦清晰、邏輯正確、表達能力傑出非常,是罕見的好老師。他以極嚴肅的態度來看待佛學的哲學思想及冥想訓練,但在演講時,他發表的卻是主流科學的思想,不偏不倚的呈現出事實原貌。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表達我對瓦里拉、恩格和賀許(Barry Hershey,他負責把這些科學家接到達蘭莎拉來)這幾個人的謝意。在這些對話當中,我也得到兩位能幹的翻譯員幫忙,一位是美國的佛學專家華勒斯(Alan Wallace),另一位就是我的翻譯圖登京巴。

在「心靈與生命」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才第一次聽到西方科學方法發展的整個過程。而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想法,意即在某個文化當中,世界觀的基本改變,以及這種改變對所有科學認識上的衝擊。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二十世紀初發生的,科學由原來的牛頓力學觀念轉變成相對論與量子力學的觀念。起初,聽到典範轉移,我有點吃驚。我一直認為科學是對終極真理的持續追尋,每次有新發現,人的集體知識就有了新的擴充。這種過程進展到極致,就是我們終於有了一切最終極的完美知識。現在,我知道在特定的典範裡,居然帶有某些主觀的元素。這也告誡我們,不要把科學當成完全客觀現實的階梯。

當我和這些開放的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交談之後,發現他們對科學的認識,在深層的本質上都有些微差異;他們也都認識到科學的知識有其限制。但在此同時,有很多人,不管是不是科學家,卻都相信所有的事實都必須是科學能研究的東西。這裡面藏著一種假設:當社會進步之後,科學會持續揭露我們信仰的虛偽,特別是宗教信仰。因此,最後會出現一個完全入世的、幾乎沒有宗教信仰的現實社會,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者的辯證方法,也是在一九五○年代,我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打交道時,他們所持的論調。那次接觸之後,我回到西藏研究了一陣子的馬克思主義。在他們的觀點裡,宗教的許多論點都已經被科學給否決掉了,例如神、神的恩典以及永恆不滅的靈魂等等,都是不存在的。在這種思想的框架裡,任何無法用科學證明或驗證的事情,都是虛偽或不重要的。這種觀點反映出它的支持者在形而上學(metaphysics)的偏見,甚至影響到他們哲學思考的假設條件。話說回來,正如我們必須避免科學上的教條主義,我們也必須確認靈性不會受到類似的限制。

科學能處理某些特定情況的現實以及人類的經驗,它是由一連串特殊的方法構成的,包含由經驗觀察中產生的質疑、對事情的量化及度量、度量的可重複性,以及多數人能懂的驗證方法。很多人都可以表示:「不錯,我的確看到同樣的問題,也得到相同的結果。」因此,有效的科學研究被限制在物理世界裡,像是人體、天體,那些可以度量的能量以及其間的結構關係。這種方式產生的經驗發現,是進一步實驗的基礎;而得到的一般性結論,則變成科學知識的一部分,使科學知識能更進一步累積,這就是目前科學結構的有效典範。顯然,這項典範不會、也無法涵蓋「實相」的所有面向,特別是和人類生存本質有關的部分。除了物質的客觀世界之外(這是科學擅長且極力探索的領域),還存在著和感覺、情緒、思想、價值判斷,以及期望提升靈性的各種主觀世界。如果我們不認為它們也是構成實相的元素之一,我們自身的生存意義就變得非常貧乏,對現實的理解也就不夠充分了。實相包含了我們自己的生存意義,比起科學所能處理的物質,可是要複雜得多。
(摘錄「想對世界的美麗」第二章)

请上帝保佑,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周末。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Post Navig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