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

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前提。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这个“不发达”首先当然是指生产力的不发达。因此，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讲初级阶段，不光要讲生产力的不发达，还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告诉我们，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认识和把握好两大任务：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一是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上述两大任务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统一的整体，并且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一系列不同发展阶段的长久进程中。没有生产力的持久大发展，就不可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就不可能愈益充分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因而也就不可能持久地实现生产力的大发展。我们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离不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

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言，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国必须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人民的政治生活日趋活跃，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较好维护。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够健全，社会不公、贪污腐败等问题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够成熟。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的长远发展，那就正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精辟指出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将不断加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将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有两点必须非常明确：第一，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在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一个创举，也是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第二，始终坚持改革，鼓励创新。江泽民同志指出：“20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改革和创新，不仅要总结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积累的极其丰富、极其宝贵的经验，同时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赢得同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较的优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是大海，海纳百川，不会枯竭。社会主义制度，从理论到实践，从不成熟到成熟，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蓬勃生机。

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历史的、国际的眼光，要有全局的、战略的思维。只有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历史任务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会懂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而不是别的方针政策，从而增强工作的原则性、坚定性和创造性。

二、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

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并用好这一战略机遇期，对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对我国来说，历史上大的发展机遇不多。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了，闭关锁国、列强侵略使中国丧失了发展机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的某些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又使我们丧失了一次大的发展机遇。机遇难得，稍纵即逝，有了就要牢牢抓住。改革开放28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这是一个奇迹。今后，中国还有没有这样的机遇期，还能有多长时间？我说有，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内外政策和应对能力。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许多值得高度重视的新情况、新特点。但外部环境总体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我们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完全有可能的。历史告诉我们，落后被人瞧不起，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抓住当前国际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发展是硬道理，不仅是解决国内一切问题的基础，也是增强我国外交实力的基础。国家间的竞争，基础在实力。事情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都归大道理管着。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就是大道理。各条战线都要以现代化建设为大局，配合大局，从大局出发，根据自己工作的性质和特点为大局服务。

摘自http://www.ciia.com.cn/

    中新网11月28日电 1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下文为温家宝所作经济形势报告中关于文学艺术工作的部分。发表前根据记录整理，作了文字修改：

我没有稿子，准备了一点素材，主要是一些重要的引证。一篇没有稿子的报告，人们不会求全责备，说错了，大家批评就是了。今天我是来跟大家谈心的。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事，用心写文章。对于文学艺术家来讲，可能还要求你们用心创作，用心演出。许多老的文学艺术家，是我的前辈，应该说我是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的。许多比我年轻的文学艺术家，看到他们的成长，我心里又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你们的许多作品我读过，有些人认识，有些人未曾谋面，有些人还通过信。但是，你们不一定很了解我对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记得那年冰心老人去世的时候，我在夜里赶到了北京医院，向老人作最后的告别，她的女儿拿出一个笔记本让我签个名。我非常尊敬老人的为人，喜爱她的作品。她是一个有风骨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有爱心、有感情的人。2003年，我到上海看望巴金先生的时候，他已经不太清醒了。我过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那本《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著作。吴祖光先生病重期间，把新凤霞先生画的一幅牡丹送给我。我不懂得画，但也觉得好，画如其人，她是人民的艺术家，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两年，季羡林先生因病住在三 0一医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学，每次谈起来，对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国像他这样的大师，可谓人中麟凤，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谈话中，他对我说，和谐社会除了讲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该讲人的自我和谐。我说，先生，您讲得对。人能够做到正确处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荣誉、挫折和困难，这就是自我和谐。后来，我们俩谈话的大意，写进了十六届六中全会文件。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通过范敬宜求教李瑛老师，请他不吝赐教。当时，他问范敬宜：“总理还知道我？”范敬宜告诉我后，我立即给他回了一封信，说“先生的诗作和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识，引以为豪。”很多老文学家、艺术家经常把他们的著作寄给我。比如，周巍峙先生、王蒙先生、乔羽先生、冯其庸先生，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学到了知识，得到了启迪，受到了鼓舞。

和文学艺术家的相处，使我感到心情非常愉快。前年，戴爱莲先生还在世的时候给我写了一封信。她说，家宝同志，在50年代的时候，我曾跟周总理照过一张照片，至今还挂在屋里，我很想再跟你照一张照片。我说，那好。在教师节那天，我来戴先生家，她约了几位舞蹈家，记得有贾作光先生，在她的家里，谈舞蹈艺术，谈舞蹈史，谈舞蹈教育，谈舞蹈事业的发展。老人侃侃而谈，大家非常愉快。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她病危了。我赶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她神志还清醒。因为她的英文比中文还好，所以她一会儿说英文，一会儿说中文。我拉着她的手，她本来就非常清瘦，疾病折磨后，显得更瘦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大。她说，中国这么大，人口太多，需要共产党的领导。我知道，就在前几天，她在病房里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也曾收到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世的作家的作品，是他们的家属给我送的，这常引起我对他们的怀念。比如，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严文井文集》，严文井同志的爱人唐志强同志给我寄了一套。我过去读过严文井同志的作品，这次收到新出版的文集后，再次重读了多篇。我给唐志强同志的回信中说：“他的作品和人品就是一个燃烧的火种，留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用来点燃希望的明灯。他应该为此感到快乐，因为他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最后这一句，是他作品里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已经尽到了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前不久，访问欧洲前，我接受欧洲几大媒体记者的采访。其中，英国《泰晤士报》记者问到，你晚上经常读什么书？掩卷以后，什么事情让你难以入睡？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困难。我说：你实际上是在问我，经常读什么书，思考什么问题，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我引用下面的六段诗章，来回答你的问题。我引用的第一例是左宗棠23岁时在新房门口贴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第二例是屈原《离骚》中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第三例是郑板桥的《竹》：“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第四例是宋朝张载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第五例是艾青1938年写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第六例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里的话，后来作为他的座右铭，死后刻在墓碑上：“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我没有想到，记者把这六段诗章，连同采访内容用两个版登在《泰晤士报》上，而且中国的五段诗句全部用中文，把作者、文章、年代都注释得清清楚楚，还用半块版登了一幅屈原的水墨画像。在英国居住的华侨告诉我说，《泰晤士报》用中文登中国的诗作，还很少见。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谈谈心，谈谈我对文艺工作几点不成熟的意见，希望同大家一起讨论。你们是老师，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过去向你们学习，今后还要向你们学习。

第一，文学艺术要追求和弘扬真善美。

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里所说的“人们的需要”包括物质和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是基础，文化也是不可或缺的。要满足物质需要，就要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要满足文化需要，就要切实发展文化，包括文学艺术。

我们讲，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社会主义还要发展先进文化，丰富群众的精神生活。发展文学艺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要“为生活而艺术，为发展而艺术，为人民而艺术”。文学艺术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激励人们的向上斗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文艺要实现这些功能，就要追求真善美。真善美在哲学、美学和伦理学上都是重要范畴，我们这里不来讨论。今天我要说的是，从当代中国文艺功能和文艺家实践活动的层面上，追求真善美。我们讲“真”，就是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就是要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认识世界发展的规律。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

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文学艺术家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讲“美”，就是要在真和善相统一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美的追求和需要，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对美的追求，既是人的本性，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是人类长期进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综合产物，是人的主观和客观的综合产物。中华民族自古就是追求美的民族。早在3000多年以前形成的《诗经》，是世界上最早的抒情诗。我们说“诗言志、歌咏声、舞动容”，就是说要给人以美。中国文化中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在世界上是毫不逊色的。我们当代的文学艺术家应该不断地发现美、创造美，带给人们美的享受。赵丹在他的遗言中有这样一句话，“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他的遗言和他的艺术一样，长存在人们心中。

第二，繁荣文学艺术要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文艺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今天，贯彻这一方针，对于建设和谐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艺术创作上提倡题材、样式和风格的多样化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无论是提高学术水平和艺术表现力，还是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而要靠艰苦的学术探索、艺术实践和民主讨论，最终由实践、历史和人民来检验和评判。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为人民和国家而努力工作的文学家、艺术家，放手让一切有利于创新的智慧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真正形成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大好局面。

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鼓励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创新的源泉和本质是独立思维、解放思想。离开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创新。倡导创新，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人类的思想史、科技史、文化史、艺术史以至整个社会发展史早已充分证明，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

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芦荻回忆，1975年6月18日，毛主席在谈到魏晋南北朝时有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大动乱、大分裂，这不好，但当时的另一个方面是，南方的广大沃土，全面地得到了开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了。这是经济上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后，战乱频仍，南北对峙，这不好，但民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组合中稳定了，文化也交流了，丰富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果汉代只有僵化的经学，思想界死气沉沉。武帝以后，汉代有几个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到东汉末年，儒家独尊的统治局面被打破了，建安、三国，出了多少军事家、政治家啊！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道家、佛家各家的思想和文化艺术都得到了发展。正因为思想解放，才出了那么多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这段话，值得我们深思。


第三，文学艺术家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文学艺术家要对国家、人民和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最重要的表现，是他们的作品应该促进国家变革创新和社会开放包容，鼓舞人们刚健自强、艰苦奋斗，给人以真善美的启迪和享受；应该反映社会的现实、人民的意愿，歌颂先进事物，鞭挞丑恶现象，鼓励人们团结向上，把国家建设好。

文学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来源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沉的热爱。只有了解得深、爱得深，才会自觉担当起社会的责任。一些伟大的文学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产生不朽的作品，除了他们具有非凡的才华之外，往往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大家都熟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一连举了八件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中国最早的大诗人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人。《史记》记载，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力主革新政治，举贤授能，除残去秽，励精图治。他接近人民群众，不满黑暗现实和政治腐败，终因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投汨罗江而死。所作《离骚》，反复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表现了他对国事的深深忧虑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一首政治抒情诗，也是“可与日月争光”的浪漫主义杰作。

林则徐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鸦片战争后，他被流放，途经河南，时逢黄河大水，道光皇帝责令他留在那里治水。他本来就深谙黄河水势，并有一套治水的办法。相传他为治理黄河，每天骑马在黄河两岸奔跑。当地的老百姓非常感动，一位民间画家把他骑马奔跑的形象画了一幅画。他在河南近一年，水患治理后，仍然被发配往新疆，夫人因病留西安。他独身西行，从西安到伊犁要走几个月时间，在从西安至兰州的路上，他写了那首著名的诗《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其中就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那两句至今广为传诵的名言。

我还想起清末的著名诗人，也是外交家的广东人黄遵宪。他曾做过清朝驻日本的公使。《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那首诗，至今读起来依然感人肺腑。2003年，我到香港期间，曾在演讲时读了这首诗：“寸寸河山寸寸金，(付去寸加夸)离分裂力谁任？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他死了以后，梁启超为他写的墓志铭是“明于识，练于事，忠于国”。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爱，是建立在对民族文化和社会历史深切了解之上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不相同了。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庄严历史责任。惟有科学的精神，民主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促进中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强调作家的作品和作家人格的统一，或者知与行的统一，言与行的一致，做到“言有物，行有格”。

作为一个人民的文学艺术家，要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亚当•斯密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写了著名的《国富论》，这为世人所知，但他还有一部名著《道德情操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强调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说，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里，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毫无疑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率和效益。同时，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关心群众的利益，让每个人都享受改革和建设的成果。对人要有爱的感情。我们讲和谐，就是要讲友爱。当前，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和加强道德教育。要提倡爱人民、爱祖国、爱科学、爱父母、爱老师，爱惜自己的人格和荣誉。同情心是爱的表现，也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孟子》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我们必须尊重和同情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同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树立这样高尚的品德。

第四，希望我们的文学艺术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去年，我看望钱学森先生，给他汇报科技规划，他说过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他说，你讲的我都赞成，但是，我想的是，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然后，他就很有感触地说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说，希望搞科学的学一点文学艺术，搞文学艺术的学一点科学。他特别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钱老有绘画的历史，年轻时画的一些画，现在流传在国外。我常想，要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者说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形象，不仅要靠经济发展、生活改善，而且要靠民主法制、精神文明、国民素质和道德力量，靠科学技术界、文学艺术界多出杰出人物，多出伟大成就。由此，我想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也是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文化艺术发展。古今中外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的大繁荣往往会带来思想文化的空前活跃，并且对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

欧洲文艺复兴从意大利开始，“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马克思语)。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为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百花竞放、硕果累累、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文学艺术的成就是文艺复兴最重要的内容。文艺复兴分几个时期，开端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文学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和美术家乔托，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的“三颗巨星”和“欧洲绘画之父”。文艺复兴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文艺复兴晚期还出了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伽利略和康帕内拉。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高度评价文艺复兴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唐代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中最强盛富庶而又最文采斑斓的时代。唐代不仅经济发达，国力居世界首位，而且文化之繁荣也是世界公认的。唐代在不到三百年的时间中，产生了两千多位各具风格的诗人，留传下来的诗歌多达五万余首。李白、杜甫，更是整个古代诗歌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中唐时期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兴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出古代散文的典范精品。在小说、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涌现出许许多多具有很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大家。

同志们！我们这个民族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正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大飞跃。这是一个全民奋起、艰苦创业、摆脱贫困、实现小康，进而从不发达国家转变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大飞跃。这个进程是伟大的，是复杂的，光明面是基本的，又有某些黑暗面。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已经具备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良好基础。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要珍惜这样的好时代，理解这样的好时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努力为繁荣创作提供良好的条件，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摘自http://news.21cn.com/today/focus/2006/11/29/3049162.shtml 

延伸阅读：沙叶新：我在香港学习温总理讲话——在国际笔会举行的“文学之夜”上的演讲

**分析：官员充斥人大无法代表民意**

在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进行之际，越来越多的中国公众抱怨，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官员代表大会。与此同时 ，在人代会上海代表团星期三驱赶中外记者，不许他们旁听，人代会的透明度受到外国媒体的 质疑。

摘自www.voachinese.com的Daily Email Newsletter 030807 

各位终于看到我了，主任，校长，总裁，各位贵宾，各位老师，各位小朋友！

来演讲紧张不紧张？紧张！站在大庭广众面前，很多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队，可是你让他讲几句话，他就缩了不敢讲话，什么原因？胆小！美国人打赢南北战争的将军葛兰特，指挥千军万马打赢仗，林肯总统请他上台给他勋章，让他几句话，他讲不出口，为什么？怕这玩意，一讲演就紧张。

前天晚上我编了一个故事，一个北京的小姐，在一个大楼建筑里面，她看到一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嘴巴里面念念有词，那个小姐问他你干什么，他说我要到北京大学演讲，那个小姐说你紧张吗？他说我不紧张，她说为什么你不紧张，你不紧张的话，为什么要跑到女厕所来？那个人就是连战。

连战唬弄了你们

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歌星，崔苔菁，崔是吹牛，苔是台湾人，菁是青年，台湾要靠混，靠吹牛，又是青年人混，连战就是这种人。他可以唬弄别人，唬弄不到我们，可以唬弄你们。至少前一阵子唬弄你们，你们任何人觉得连战讲演好的人，我就要警告你们，今天你们可能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无法花一个小时把这个观念转过来，因为你们上了连战的当以后，我很难把这个观念转过来。

我在这儿埋怨一个人，埋怨我的老板，凤凰电视台的刘长乐先生，为什么要埋怨他，他把我「鼓囚」（北京话，可理解为「弄」）到北京来，对不起，我一看到你们就讲很多乡音，「鼓囚」到北京来，可是我已经在中国大陆、在凤凰电视台上讲了有400多场，你们对我相当的熟悉，用一个熟悉的眼光来看我，要我今天把这个讲演讲成功，这是高难度的，你们对连战完全不了解，你们看到他吗？所以对我熟悉，对我是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刘长乐老板造成的，所以我今天有所抱怨。

现在开始讲正题了，罗马教皇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演讲的时候不能用稿子，为什么不能用稿子？用稿子表示你记不住，如果你自己都记不住，你怎么样让听众记得住呢？你这个演讲就失败了！所以大家看（李敖敞开西装外套），没有稿子。也没有小抄，可是我带了一些证据是有的，等会会显示证据。

我必须和大家说，接下来这个演讲的时候是刘长乐老板告诉我，最后我问他一句话，把他问得楞住了，我说有没有铺红地毯？他说柯林顿有、连战有，你没有。我说为什么我没有？他说，北大尊敬你，把你当成学术演讲，所以不铺红地毯，校长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好，我做学术演讲，讲得好就是学术演讲，讲不好，讲一半，铺红地毯还来得及。

要先赞美共产党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不然人家说北京大学势利眼，怎么不给李敖铺红地毯，怎么给当官的，或者说是政治人物铺红地毯？我在这儿有很多人眼睛看着我，说李敖骂过国民党骂过民进党，骂过老美，骂过小日本，今天你在北京，你敢骂共产党？很多人不怀好意，幸灾乐祸看着我。我告诉你，我先不骂共产党，我先赞美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打倒的势力，那就是北洋军阀，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阀，大家知道吗？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北洋军阀，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是北洋军阀，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和他敌对的一个政治势力的首敌，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我们不要骂北洋军阀，我们要做历史性的反省。

以前北京大学胡适讲了一段话说，他说，你要为国家牺牲你的自由，可是胡适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柯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所以柯林顿的演讲引证有错误，后来又来了一个人，就是连战，他在讲演里面提到了四个字，有点犯忌讳的，可是事实上他提到了，叫做「自由主义」。各位，连战对自由主义的解释完全错误，他说胡适把自由主义带到台湾，所以台湾有一股自由主义的学风，在学校里面流传下来了。

我告诉各位，没这个事，没有人敢这样做，包括连战，他们都不敢这样做，所以自由主义这四个字虽然在连战的演讲里面，在北大的讲台上面出现了，我告诉你，没有这个东西。很多人说我李敖是自由主义者，你在大陆，你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我们要看你讲什么话，你要不要宣传自由主义？我告诉大家，我要宣传，可是内容和你们所了解的都有出入，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我们看到学理上来讲，你出一本书，他出一本书，学理上非常高深，对我而言，没那么复杂，自由主义只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反求诸己，一部分是反求诸宪法。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台湾在过去清朝统治之前是给郑成功来统治，这是了不起的中国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爸爸投降了，郑成功不肯，郑成功妈妈在福建被清朝的兵轮奸了，郑成功发现母亲被轮奸了，怎么办，我来告诉你怎么办，他把他母亲身体切开，用水冲洗他母亲的尸体，他认为他母亲被轮奸以后，脏，他母亲脏了，奸是一个动作，污是一个过程，用水冲可以解自己心理的压力和痛苦。

打着红旗反红旗

各位想象看，在五四时代，有一个问题只有胡适先生解决了，别人解决不了，就是有一个北大学生提出来，说他的一个朋友的姐姐被土匪抢走了，绑票了，当然，也发生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不幸的结果，问北大的这些思想家们，你们怎么样解释这个现象？大家解释不出来，胡适先生做出解释，他说，如果有男人要讨被害的女孩子，我们要尊敬这个男的，其实在生理上变化很小，心理上难过，所以如果有这个男的能够破除这种情结，这个男的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尊敬他。

世界三大男高音帕华洛帝，一上来就是这个姿势（双手张开），请你们鼓掌，为什么鼓掌，因为我太传神了，你们都忘了鼓掌了。你们不习惯我这种讲话的方式。

今天我站在这里，大家说，你要不要骂共产党，刚刚我说过，我先替北洋军阀讲了好话，让我替共产党讲一句好说，说你怎么这样敢为共产党讲好话？为什么不敢？当共产党没有做坏事情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把真相澄清出来，谁说共产党不许别人讲话，我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拿出「毛泽东文集」），当然你们会笑我你在打着红旗反红旗，其实不是，我给你们看一段蛮有趣的，念给你们听示。

「怕负责任，老虎屁股摸不得」，这是很不对的，有了错，一定要自我批评，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人总是要讲的，既然我摸了老虎屁股。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重大的宣示，我告诉大家，从18世纪19世纪以来，人类所梦想的自由主义这种追溯方法都是这个自由那个自由。

可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第一个层面是你心灵能不能解放，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没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自己，永远困扰自己。所以我说，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人想做，因为太痛苦了，因为太难了，要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才能做自由主义者，所以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成功了，我自己就知道。

你们乡音没我纯

我不是真正成功，我可能是卖东西的窑子，我是一个处女，这是自由主义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有联系，我们人民和政府的联系有几种方式，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你们讲的没有我讲的纯，我告诉你，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政府这么坏，我不要活了，我「葛」了。辛亥革命以前的杨虎生在英国跳海，「葛」了，就是我死了。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三个是「得」了，林云住在雍和宫附近，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他在大陆答录机里面，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在「葛」了，「颠」了，「得」了，就是藏起来了。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就是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

第五种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反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是反。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你们钱，大家一听，觉得也好。

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集会，大家饥饿，由早到晚，由日到夜，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有，好说歹说都不解散。

一个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巴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打枪，多少人死掉了，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里面盘据不屈，这是美国的形象吗？

我给大家看看一个资料，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

看这个表，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据不屈，政府开枪，1953年德国群众盘据不屈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据不屈，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

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没有人比我李敖古往今来，争取言论自由最多的，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

被禁书表比我高

全世界古往今来有没有这么个人写了这么多禁书，而有这么个政府盯着他不放，我把我的书名、以及被查禁的表，你们看有多长。我的书和我著作等身，我这个表已经超过我的身高了，能证明什么，我坐牢就坐牢，你们说，你有抱怨，你抱什么怨，写文章大不了坐牢，你们不愿意，聪明了，觉得你李敖傻，坐那么多牢干什么？

我们现在知道有一种觉悟，我告诉大家，虽然这么多禁书不能卖，写了以后就被抢走了，怎么办呢？我的书在地摊上和黄色书刊一起卖，鱼目混珠，所以我出的书都是露屁股，看起来很凉快的。我的读者根本不是我的读者，他是买黄色书刊，买错了就变成我的读者。所以，我的读者里面有些人是色情狂，你们有没有，我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写言论自由争取以后是这个下场，那么我们革命了，项羽这样喊，李自成也可以这样喊，你不能这样喊，项羽拥有武器，李自成拥有武器，和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差不多。

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用机关枪，坦克车，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大家看我这本小说写「北京法源寺」，今天下午我要去法源寺去看看，从来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去过能把这个小说写得神龙活现，这就是文学家嘛，就干这个的。

我讲我的心里话给你们听，我回头看，除了我们的刘长乐老板以外，主任及校长都不太笑，我一回头看，就很紧张。我在内地最佩服的一个人叫做丁关根，你和他讨论问题绝对不笑，脸绷着一路绷到底，我真的佩服。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和丁关根一样了不起的，叫包公，他也不笑，所以宋朝人当时有一句言语叫做「包公笑，黄河清」，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言论自由像A片

我今天谈言论自由，他们怕，其实有什么好怕的，我举例给大家看，什么东西开放，言论自由会更安全，我今天在这儿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这句话。北欧、瑞典，丹麦他们是全世界性开放最早的地方，丹麦开放A片的那一年全国的强奸犯罪率减少了16％，不强奸了，看A片就好了，头一年全国偷看女人洗澡的偷窥犯减少了80％。

按照我们的标准，一定有伤风化，破坏民心士气，我所佩服的一个将军叫做许世友，以前南京军区的司令，南京军区不能看「红楼梦」。

现在告诉大家，瑞典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强奸犯减少16％，偷窥狂减少了80％，当您开放小电影的时候，大家整天看，已经平常了，反倒没事了，言论自由本身就是这样的。

我在台湾搞了这么多年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整天查禁我的书，说李敖闯祸，影响民心士气，现在的书不禁了，可是也没事了。

我拿张照片给大家看，我指着一个老头子，这老头子前一阵子来到北京，他是国民党的上将叫做许历农，当年做总政战部主任，专门查禁我的书，后来变成好朋友，后来他在公开场合向我道歉，他说我们发现不查禁你这么多书，也不会亡党亡国。

所以今天大家聪明知道了，有些言论开放了以后，是火山一样的喷火口，让它喷出去，言论自由像看A片、看小电影一样，让他讲了，让他骂了，让他说了，老虎屁股让他摸了，没什么了不起。

我认为这是今天我们国家领导人最应该知道的一点，可是今天他们知道不知道？还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柯林顿讲演现场全体全国播出，为什么连战的演讲现场全体播出，我李敖在这儿，为什么要想想看再播出？

看看毛主席的词「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春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可是我告诉你，毛主席第一次原稿不是这样的。他的原稿是他在旁边笑，他是个旁观者变成在中间，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境界呢？看王国维写的诗「人间词话」，「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

现在女孩子穿的是裤袜，以前女孩子穿的是玻璃丝袜，在大腿中间有吊带，你把这个袜子送给美国人，美国很高兴，我有全世界最好的玻璃丝袜，你把这个袜子送给法国女人，她会说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

她把袜子穿上去以后，所以她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大腿，袜子没有穿上以前，我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丝袜，穿上去后，你有了全世界最漂亮的腿，就是他在旁边笑，丝袜套上大腿，就是他在花中笑。

现在北大太孬了

今天我来到这儿，香港一句俗话就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敢来，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敢骂国民党、敢骂小日本和老美，今天我来，不是骂人我也捧人，我捧了北洋军阀给您看。

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北大多狠，教育部钱来了，收进来了。现在的北大太孬了，在我看来，什么原因，怎么样可以不孬，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校长站起来，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马寅初不就是这样吗？

北大马寅初干了九年的校长，在国民党时代被软禁，后来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本来和毛泽东感情好得很，为了人口政策两个人的看法变了，马寅初说中国人这样生下去我们不得了，我们的财政都被吃掉了。

王八多不是坏事

毛主席说，人多没有关系，人多好办事情，结果毛主席赢了，大家斗马寅初，一路斗到马寅初床前面的墙，都贴了大字报，可是马说我不在乎，我要干到死，我要孤军奋战，结果他没有死，他活到100岁，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

这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所以我说今天从北大开始，虽然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水浅王八多，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

我的话其实讲不完的，可是今天的重点大体上就说到这儿了，这些书你们懒得看，我告诉你，我看得熟不得了，我念一段周总理的话给你们听：「人民大众是有充分的思想自由的。」

所以今天我要替共产党讲好话，大家说共产党不让人讲话，是错的，是一部分共产党把毛主席周总理根本的精神给它紧缩了，才有今天的现象。

因为我和大家说，共产党有它自由的成分，过去被打压是一个错误，所以我们总觉得共产党一党专制是错的，必须说，整个的原因出在原来的马克思那里，可是现在我们知道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请大家问问，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够，可是不灵了说不出口，夹了一个帽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吗？

我告诉各位，你们都不看毛选集，都有这段话，毛主席最后的一段话，你们听了绝对会惊心动魄，我念书给你们听，这些骂我们的像农民，像龙云、梁漱溟，我们要把它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

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毛泽东思想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的懂这个道理的，结果我们把这一部分毛泽东给忽略掉了，还有一个毛泽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共产党到今天还存在，我愿意它存在一千年，和我们是什么关系，共产党讲两手策略，一手是软的，一手是硬的。

抱住，我们也抱住它，共产党愿意为人们服务吗？我们就是人民，让它为我们服务，辛巴达过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爬上他的脖子让他背着他，你跟着我走结果是星光大道，怎么样甩他也甩不掉。

你要照顾他，我们希望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贴着它，哄着它，耐着它，让它为我们服务，有什么不好，我们不服气要打，玩言论自由你们玩不过我，你们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说我们不搞这些，那搞，我们去「葛」了，去「颠」了，去「得」了，去「反」了，用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摔板凳是错误的，我们要和共产党合作，其实他们人太多了一点，现在共产党是 6900万，比台湾人口多3倍，可是没有关系，你们要放弃自由，你们救共产党我们欢迎，可是我们还有老百姓。

共产党不喜欢笑

13亿人口和6900万比起来是19：1，19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共产党，广大的中国人民要干什么，我们放弃过去那种打天下、作对，反政府的念头，为什么落伍了，因为没有可行性。

人民会吃亏，共产党说，下一代的共产党很聪明，我看到胡锦涛真的很聪明，我们也很聪明，这个时代对我们也很有利，大家都忘了，王羲之的儿子王雱在书店里看书，死背，为什么要死背呢，因为没有钱买书。宋朝的王安石和他的好朋友说，我儿子是神童，看书一遍就看会，他的好朋友说哪家儿子看两遍，都是一遍看会，因为有高度智慧的人才能看书，今天我们就是这种人，你们北京大学就是这种人。

各位想想看，等一下我把我爸爸在北大的文凭给你们看，我要送给校长，送给主任，那个时候毕业，1926年北大毕业，365个人，今天3万，你们学校这么多人，大家想想看，我小时候一个中学生后面跟着4000个文盲。

我爸爸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可是我们想想看，今天你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背后有这么多的人，他们在精英上精英不过你，本来你们从出生就是胜利者，父母亲受胎的时候是2、3亿的精子往前跑，后来是一个精子才出了你们。

你们赢了13亿，所以你们到了北京大学，不要以为到美国得了博士就完了，大家可以看到李文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美国得了博士，得了什么会失落的，所以我和大家说，我们要拥抱共产党。

共产党不喜欢笑，共产党太严肃，我们把它放宽一点，就是我今天的主要目的。

我讲这一点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监狱)。

为什么说我不伤感，我不能伤感，我看到的北京是什么北京，以前我到店里的时候，他看我知道我买不起这杯东西，他会倒杯茶给我，那样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心变了。

今天我做个样板给大家看，我捐了35万块人民币是为胡适在北京立铜像，就是告诉大家，其实胡适思想是最温和的，对我们有利的，现在我们开始知道立个铜像给他，当时胡适在我穷困的时候送了1000元台币给我，今天我相当于1500 倍的人情来还，你们是这种人吗？可是有钱舍不得。

十天以前我离开看到高金素梅去联合国去宣布日本人可恶的时候，我还送了他100万台币，不要以为我李敖有钱，大家知道我在坐计程车吗……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时髦不能动，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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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ark by shuiziliu: Zola真不愧是keso推荐的Blogger，先转点东西。很喜欢他的思想，那种不把“人”当人看的精神。下面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篇演讲稿好好的看看。

小时候看《西游记》，感觉妖怪是最笨的，哪里需要孙猴子去打，自己就笨死了，明明唐僧落到手中，却总是不忙吃，结果总是被神仙们连窝铲除，连山贼这 个很有前途的职业都做不成。要我是妖怪，先把唐僧吃了，吃一口就长生不老，全吃了还不功力暴增，金刚不坏呀，那时候再去跟孙猴子和各路神仙PK，其奈我何？

中国2000亿美元平台锁日定南海

　　一、中国目前的军事政治历史与现状
台海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华夏子民的心头，挥之不去，无从下手。国人有主张荡平台湾，一举收复，有人主张放一百年留给子孙解决。前者意气用事的成分较多， 后者不乏消极应对的心态较浓。不知大家前段时间有没有看过央视热播的《汉武大帝》一剧，其中在后半部分，汉武帝刘彻在对匈奴的国策中，顶住各方面的压力， 力主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北方的敌人，留给子孙百年和平。他就是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倾国之力，负国人所怨，把子孙后代百年的仗都打完喽。刘彻的做法对当今的 国家领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的现状与当时的汉武帝初年时代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没有远嫁公主的和亲之辱，但也忍辱负重了50余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虽然有后来的援越战， 对印、对越自卫反击战，可是我国真正面对强敌的时候还是一忍再忍。尤其是在台海问题上和对日关系问题上，中国一直是忍辱负重，无休止的对美国抗议和强烈抗 议，对日本放弃战争赔款，对日本的阴毒无原则的迁就，这些在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毕竟我们在北方面对着虎视眈眈的强大苏联。
然而时过境迁，苏联的垮台，我国政府并没有迅速因应时局调整对外战略，仍然寄希望与日美等国家建立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一厢情愿地作和平发展、天下太 平的美梦，以致于中国一度停顿了对海军和空军的现代化投资，最明显的就是海军在10年中居然仅仅建造了两艏所谓现代化（其实是万国牌）旅沪级作战舰艇。然 而1996年李登辉“两国论”的抛出，让当时的中国政府大为震惊，文攻之后，面对的却是尴尬的武卫，当时的核心居然想利用军事演习，满天过海一举收复台 湾，然而在美国繁密的间谍卫星照耀下，解放军的“演戏”犹如裸体表演的舞夫（恕我不敬，笔者真的爱国拥军），美国立即派出两艏航母战斗群奔赴台海，也迅速 止住了核心的不切实际的念想；1999年，美军在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的炸弹还是没有把当时核心的战略合作伙伴梦炸醒，还要去抱山姆大叔的大腿，直到 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彻底地让核心知道老美不可能也不愿成为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人家清醒的很，要我们作战略竞争者！
然而，春梦咂醒，时势易也。此时美国已接近完成台湾、南海、朝鲜核问题对中国胸腹部最脆弱部位的战略布局；“911”撞击并没有让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战略合 围步伐，美国反而利用此天赐机会，快速进兵阿富汉和中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并对中国在南亚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频抛眉眼；美国的中亚战略布局不仅仅是中国 脊背上的芒刺，更是一把锋利的尖刀，只不过美国还没有找到落手的时机。
笔者一直认为小布什在伊拉克的军事冒险并不完全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大家在嘲笑美国在伊拉克花那么多美元的同时，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想美国人真的那么傻么？ 沙特、科威特等很多国家已经是美国的石油供应国，美国完全没有迫切的需要去抢伊拉克的石油！现在深层次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小布什的下张牌必定在伊朗身 上，大家看看世界地图吧，大家去中国有关部门了解一下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供应国是哪个吧！伊朗是中美两国交锋中一个关键的劫子，中国得失之关乎中国崛起之 命运。美国还是在打扫外围，一旦美国把伊朗收入囊中，那么中美摊牌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所以预测中美摊牌的时间并不难，当美国出兵伊朗的时候，就是中美前 哨战的开始，当美国在伊朗完全站住脚并腾出手来的时候，就是中美对搏的开始。然而伊朗并不仅仅是中国的劫，也是俄罗斯、欧洲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目前伊朗 问题还无从预测。
目前，我们国家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如何统一台湾问题了。和平统一台湾可谓遥遥无期。但是，台海开战，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美国正面干涉，目前我们也是这么准 备的，如何打航母，如何阻挠美国的驰援！但是，航母容易打吗？我们能不能从一开始就打消美国干涉的念头呢？美国不能干涉了，日本就是美国的一条狗，主人不 说什么了，狗也是吠不起来的了。

日本理应“入常

小仓和夫

　　编者按：

　　小仓和夫的大作从中国面临的外交、国际环境、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阐述，认为日本“入常”有利于中国，因而中国应当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新视角。无论如何，没有偏见的认识是正确判断的前提。

　　中国迄今一直坚决反对日本获得联合国安理会(UNSecurityCouncil)常任理事国席位。然而，冷静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有许多理由表明，为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应该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

　　一个理由是外交方面的。如果中国希望成为亚洲的领袖，就有必要与日本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亚洲的许多民主国家不同，而且，尽管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却并不能够向穷国提供坚实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日本竞争领导地位是极为失策的。

　 　第二大原因在于，中国的高经济增长率吸引了许多国家的关注，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对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特别是在西方世界，有人视中国为竞争对手，许多人 出于民主和人权的立场而对中国怀有敌意，甚至有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要在这种情况下与国际社会融洽相处，中国需要一个理解它的伙伴。中国应该记住，日 本能够起到缓和中国孤立局面的作用，特别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场合。

　　第三个理由关乎安 全。如果中国的军事实力过于强大，不仅美国，许多亚洲国家也会变得更加警惕。这种情形可能会促使日本采取措施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为了抑制日本的军国主义 势力，确保日本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结合不会给中国的利益带来不利影响，把日本安全地放在国际框架内，对中国而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真的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 苏，那么，让日本在联合国发挥影响，受到尊重，就极为重要。

　　第四个理由，随着中国社 会日益信息化和民主化，在尽量保持中华文明传统的同时如何进行现代化建设，将成为中国维护政治稳定时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 可以以日本为典范，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这点而言，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论坛上树立一个中日合作的形象，可能会对保持中国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

　 　最后一个理由，随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与中国之间摩擦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日本是唯一一个能够理解在自动出口限制、农业和知 识产权等领域肯定会出现摩擦的国家，因为日本也经历过这些事。中国不应忘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上，正是日本给与了中国最大的支持。当经 济摩擦真正出现时，日本可以发挥居中调停的作用，让其它国家理解中国的想法，也让中国理解国际社会的期待。

　　如果中国希望成为大国，她必须首先与邻国日本建立伙伴关系 。日本曾是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但却因为未能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而丧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我希望中国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作者现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理事长，曾任日本外务省副大臣）

　　日本理应“入常”

　　读者：yixin li

　　2006年6月6日 星期二

　　尊敬的编辑：

　　前几天发表于贵刊网页上的几位读者的观点再一次表明，很多国人的视野是狭窄的。

　 　日本理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会从曾经的错误中得到反省。应该相信他们。日本已经不是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对国家”。联合国曾出具专门的正式法律文 件修正联合国宪章中的有关条款。这些法律文件可以向联合国法务机构索取。中国政府也有这些文件的副本，因为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是亚洲人民的骄傲，是亚洲人民的榜样。他们的文明，他们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远远超出中国人自己的想象。

　 　日本公主的名字：来源于孟子。他代表一种国家的精神。而我们自己呢？中国正在被国际社会孤立，是不争的事实。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是一名实习生。中国正在犯 日本之前的错误，在我们的教课书里称为：“军国主义”。在我看来就是发生在中国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是“军国主义”的摇篮。

　　希望FT可以发表中国对日本正面看法文章，那才是民主和进步的源泉，才是真正的力量，才符合FT的地位和身份。

　　小仓合夫先生的观点，我个人非常赞同。惟有进步文明的人民才会有信心聆听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才有合作和贡献。意气用事不是我们做事的方法，惟有骨气才是我们成功的基础。

　 　小仓先生谈到了“国联”时候的日本，你们要知道那段历史；就可以知道日本那时的态度和今天我们镜子中的中国是何等的相象。中国应该是国际社会健康的一份 子，中国在遵守国际公约和准则方面应该向我们的“晚清”前辈学习。“中国需要一个理解它的伙伴”。这一点读一下东亚的历史就可以了解。你们可以在耶鲁、哈 佛或者是剑桥的文献中找到依据。

　　如果今天中国的年轻一代；如果中国这个国家永远要背负那些包袱“所谓的历史包袱”，中国就没有进步可言。

　　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要深究吗？有意义吗？上海也是，是否要深究租界问题呢？我看不到。我只看到；上海的今天正在洋洋得意的享受曾是远东国际中心的地位，在全世界游说上海的这段历史和地位。

　　我是上海人，我在上海出生。很多中国人跑来上海和谈论上海的那种肉麻，连我这个上海人都觉得过分。为何别人日本讲几句话，我们就没有了耐心呢？

　　一个有精神的民族是出言谨慎的，是言之有物而合乎情理的。中国应该努力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中国的年轻一代也应该是有这样的心胸的一代人，那样中国才会有真正的希望，才会是世界文明海洋之中的灯塔。

　　谢谢

　　读者：yixin li

摘自中国报道新闻摘要第438期

Germany's Angela Merkel: A 'Continental European Politician in the Making'

During her first few months in office,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has attained the kind of approval rating that politicians the world over dream about, largely due to the way she has handled herself on international matters in visits to Washington, Moscow and Brussels. According to a poll by Der Spiegel, the newsweekly, 85% of Germans like the way Merkel is doing her job. But ask any politician -- George Bush, Tony Blair, Jacques Chirac -- about the likelihood of retaining such a lofty number and they'll tell you that what goes up can just as readily come down, especially when tough domestic issues have to be addressed.

In Merkel's case, that means trying to figure out ways to juice up Germany's economy, Europe's largest and the world's third biggest. It is a challenge that has been staring German leaders in the face for a long time,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lackluster GDP growth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a vast, overburdened welfare state; an anemic service sector; stubborn protectionist sentiment, and an aging population that will place greater strain on the nation's budget in years to come. In whatever policies she proposes, Merkel will have to tread softly so as not to alarm citizens and trade unions wary of change, yet firmly enough to achieve substantive results, say scholars at Wharton and business schools in Europe.

Nonetheless, surveys show that citizens and businesses alike are in the kind of upbeat mood that Germany has not enjoyed in years, an optimism that Merkel, who completed her first 100 days in office on March 1, and her coalition government may be able to capitalize on. German business confidence, as measured by the Ifo index, rose from 101.8 in January to 103.3 in February.

Mauro Guillén, a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t Wharton, says Germany has something of a schizophrenic economy. Its manufacturing base remains a powerhouse and highly competitive globally, but its service economy is a relative weakling.

Germany turns out some of the best products in the world, such as machine tools, automobiles, precision instruments and specialty chemicals. And Germany is one of only two large, developed economies (the other is Japan) that enjoy huge trade surpluses.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n Germany has been very innovative, and Germany has wonderfu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ystems," Guillén says. "The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wish they had competitive manufacturing sectors like the Germans. Unfortunately, the global economy is a service economy. Germany in this area is not very competitive."

Germany's service economy does boast some well-performing software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but the rest of the service sector is in sore need of global winners. "German banks are in dire straits," notes Guillén, "and in other types of services like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Germany over the last 10 years has made a huge mistake in not deregulating and liberalizing. They're suffering big time from this."

Guillén believes two or three of Germany's banks are so poorly managed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low them to be acquired by non-Germ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ut protectionist sentiment is strong in Germany, as it is in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Germans have to get serious about the service sector --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and letting foreigners buy German firms in those industries where the foreigners are better equipped to run those sectors," Guillén say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very protective. It has prevented takeovers."

Although Germany's unemployment rate has been gradually trending downward since mid-2005, it is still a worrisome 11.3%, according to seasonally adjusted figures for February. (America's, by comparison, is only 4.7%). And Germany's recent rates of economic growth can charitably be described as so-so. GDP was flat for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5 when compared with the fourth quarter of 2004. During the third quarter of 2005, the economy posted a 0.6% increase over the year-earlier perio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ecasts that Germany's GDP will grow by 1.8% in 2006. A poll of economists by The Economist magazine projects a rise of 1.7% for the year, while the German government predicts growth of just 1.6%.

Bruce Kogut, a management professor at INSEAD near Paris, says Germany's economic malaise can be traced, in part, to two important economic shocks in the 1990s. First, the former West Germany absorbed over 16 million people from the former East Germany. Then, the reunified Germany, like other members of the euro zone, placed its monetary policy in the hands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It thus had no economic instruments -- such as devaluation or inflation -- by which to respond to these shocks other than cutting wages and increasing hours of work," according to Kogut. "Germany has managed to do both, largel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ons. I view these challenges as now met, and I am very optimistic on the economy."

"From what we can tell, Merkel is very pro-market oriented," says Wharton finance professor Richard Marston. "She realizes the kind of reforms that are necessary. I have a positive impression of her." But Marston adds that he does not think Merkel will be able to do all that she may wish to accomplish given that she is presiding over a fragile coalition government comprising her conservative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CDU) party, the conservative Christian Social Union (CSU) and the left-leaning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P). This so-called "grand coalition" was formed following Merkel's wafer-thin election victory last fall. Merkel had a huge lead in the polls months before the election. But that advantage dwindled as Merkel -- who grew up under Communist rule in East Germany, holds a doctorate in physics and has worked as a chemist -- began to talk bluntly about the need for sweeping reforms that would chip away at Germany's social programs.

Some in the European press have taken to calling 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 in recent years, but that moniker is disliked by Paul Isbell, senior analyst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at the Elcano Royal Institute in Madrid. He says the term is "sensationalist and would be inappropriate in any case. If I could, I would throw the term into the 'dustbin of history' forever."

Nevertheless, Isbell says, the economy ought to be stronger. "The German economy, still moving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adjustment to global real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Europe, could be experiencing more dynamic growth [than it is]. Indicators are indeed mixed, but at least the confidence indicators finally have picked up. Despite disappointing growth in the fourth quarter, if business and consumer confidence can hold on through the first half of 2006, and if oil prices do not surge again too soon, and if the euro-dollar relationship maintains its recent stability, we could expect domestic investment -- driven by dynamic exports -- to continue to rise."

Saikat Chaudhuri, a Wharton management professor who grew up in Germany and once worked in Dusseldorf as a consultant for McKinsey, describes the economy as "coming back and growing." But, he says, Germany needs to lower corporate tax rates and accelerate labor-market and other reforms begun by Merkel's predecessor, former Chancellor Gerhard Schroeder. Chaudhuri stresses that companies must be given more flexibility to adjust workforce levels and to reduce the associated costs of employee social benefits. "Corporate tax reform would be the least controversial; labor reform would take the longest amount of time," Chaudhuri says.

But, he cautions, neither Merkel nor any other chancellor would "ever be able to -- nor would it be wise to -- abandon the socialized system in Germany and move to a clear Anglo-Saxon model. That's difficult to do in Germany. The bulk of the opposition to Merkel is so used to it. There's a large base that supports that system, including eastern Germans. You can't radically transform systems overnight. It will have to be done in a piecemeal fashion."

Isbell concurs. "Labor unions don't like the idea of more labor-market reform, particularly if it is not part of a broader web of mutual concessions between business, labor and the government. Nevertheless, German labor unions have become more flexible in recent year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previous SDP government, and are aware that they can't easily reject reforms wholesale and hope to hold out forever. Labor-market reform continues to be important over the middle run for Germany's economy.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achieve this goal sooner or later. Should Merkel try? Yes. Will she succeed? The answer is somewhere between possibly and probably."

Jay Bryson, an economist at Wachovia Bank in North Carolina, agrees that the economy shows signs of strength. "It's not to say that Germany's coming out of the woods," he says, but the country is "slowly mov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One indicator of the positive movement for Germany, adds Bryson, can be seen by comparing the recent performances of the Standard & Poor's 500 stock index and the German DAX index: Since 2003 the S&P 500 has risen about 50% while the DAX has more than doubled.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at German corporations are becoming more profitable. They have done some restructuring, and labor costs are coming down," he says. "A modest expansion started out as export-led but has now trickled into capital spending. The missing ingredient is consumer spending. That remains sluggish."


Less Saving, More Shopping

Indeed, consumer spending is so sluggish that the German government is hoping citizens will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have been in the last few years. Many German consumers, worried about job losses and the shaky future of the government pension system, have been squirreling their money away for a rainy day. The federal budget released by Merkel's government during the week of February 20 postponed the kinds of major tax hikes and spending cuts that many feel are needed to reduce the government's near-record borrowing to pay for social programs. "If consumer spending could register even a minor pick up before the imposition of the proposed new VAT tax next year, Germany just might move forward another step on this long road to adjustment," Isbell notes.

German finance minister Peer Steinbruck has made it clear that the country's enormous fiscal problems can only be solved if the economy picks up steam and the labor market is liberalized. "We can't save our way out of the budget problems. That's a hopeless prospect," Steinbruck told London's Financial Times. "There will only be progress if there is also movement on the economy,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regarding ou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Holm Koehler, a native of Germany and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Oviedo in Spain, points out that domestic demand has been shrinking for several years due to real income stagnation, high unemployment and the slowly shrinking welfare state. But he also notes that Germany is suffering two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 no easy solutions.

"First, for 15 years, more than 4% of west German GDP has been transferred t